济南市人大代表、济南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刘宗明：建议将新生一孩纳入育儿补贴范围

建议大幅提高育儿补贴标准

“根据济南市统计局的数据，生育政策调整以来，济南申报出生率在2014年达到峰值，为17.90‰，此后总体呈现逐步下降态势，2023年降至7.6‰；申报出生人口数自2020年开始出现断崖式下降，2022年申报出生人口仅64276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89‰，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济南人口的首次负增长。”刘宗明通过一组数据介绍着济南人口发展形势的现状。

刘宗明表示，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估算，目前济南总和生育率已跌至1.07左右，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育龄妇女规模也在持续减少，2030年育龄妇女规模可能下降到45万左右。

“济南是全国最早出台和实施0—3岁育儿补贴政策的城市之一，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济南城市家庭养育一个0—3岁儿童的直接经济成本为平均每年5万元左右，占家庭年总支出的50.97%，现有的育儿补贴、所得税减免等政策杯水车薪。”在刘宗明看来，当前生育养育成本过高是适龄夫妇生育意愿总体不高的主要原因。

对此，刘宗明建议要扩大育儿补贴范围，将新出生的一孩纳入补贴范围，并加大育儿补贴力度，建立梯次补贴机制。“综合济南财政的实际状况、可承受能力及拉动内需等因素合理测算，建议大幅提高补贴标准，按照孩次梯度增加，直至孩子3周岁；对生育妇女实施在孩子6周岁以前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个人所得税全免。”刘宗明说道。

建议给予育儿家庭购房补贴

刘宗明通过调研认为，现行的部分住购房政策也同样限制了生育积极性，对部分多孩家庭的改善型需求产生了一定限制。对此他建议尽快制定出台对二孩以上家庭保障性用房的专门政策，对“卖小房、换大房”且只拥有1套住房的多孩家庭，执行首套房购房优惠政策；通过按揭利息按比例返还、减免土地出让金等方式，给予育儿家庭购房补贴。

刘宗明同时表示，育龄女性职业发展压力巨大，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较高，是其不想生、不敢生、不愿生的重要原因。

调查数据显示，在济南16—59岁劳动人口中，女性因料理家务未就业率高达40.89%，而男性只有5.75%。而托育服务对女性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0—3岁子女托育服务对女性的劳动参与效应为4.21%,对女性收入效应为3.7%。

“我通过调研发现，44.54%的受访家庭具有托育意愿，但济南托位数缺口巨大，且普惠率（按每个托位1万元的财政补贴标准）较低，市场收费价格较高。根据每千人口托位数4.6个的‘十四五’规划目标等测算，2025年济南托位数缺口达48706个，到2029年缺口为44810个。”刘宗明告诉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

刘宗明据此提出建议，应优化顶层设计和配套措施,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提高托育服务的普惠率，更好发挥托育公共服务供给在促进女性高质量就业中的作用。

建议减轻企业承担的社会生育成本

按照我省现行规定，生育女职工产假最长158天，其中国家规定的98天产假由生育保险支付生育津贴，我省额外增加的60天产假由用人单位发放工资。企业产假工资支出与生育保险基金支出接近1∶3。

在刘宗明看来，企业过多承担社会生育成本，造成一些用人单位不愿招聘未婚未育女性，或者对准备生育的女员工采取不公平对待。“建议结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上位法的修订完善，同步完善生育保险政策，将增加的产假、护理假依法纳入生育津贴支付范围；对企业发放的60天产假工资，依法进行税收减免抵扣；实施生育友好型企业认证制度，综合运用降低贷款利率、补贴母婴室建设运营、推动弹性工作时间制度等手段，对获得认证的企业进行激励。”刘宗明说道。

此外，刘宗明还建议探索制定儿童教育发展账户政策，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念视角，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经验，为济南新出生的所有儿童开设一个儿童教育发展账户，并按照普惠性原则注入一定的初始启动资金，按照累进性原则对不同类型的相对困难家庭儿童提供不同等级的相应储蓄补助资金，从而激发家庭为儿童未来的高等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培训等资产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