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 朱德蒙 见习记者 于洋
对济南来说，隋唐时期是一段精彩而充满悬念的历史。近日，济南樊家遗址唐代朱满墓葬的发现使人们得以一窥唐代济南名门望族的缩影，而在相近的时代中，以房玄龄为代表的房氏家族同样扎根、壮大于济南。在济南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山东房玄龄文化研究会会长房道国看来，对房玄龄的进一步研究不仅极有必要，还有丰富的现实意义。随着近年来人们对历史文化的越发重视，一位千年名相的“济南故事”也逐渐清晰。
位于章丘相公镇的房玄龄石像
房玄龄籍贯应为济南
作为举世闻名的中国古代“十大名相”之一，房玄龄的生平事迹在正史中已有详细记述。在《旧唐书·房玄龄传》《新唐书·房玄龄传》等位列“二十四史”的正史中，均发现有“房玄龄，字乔，齐州临淄人”的描述。根据目前地名区域划分，临淄位于淄博市，可以轻易推断出房玄龄籍贯位于山东省淄博市境内。但身为一名考古工作者，房道国经过更进一步的考证，却得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让这个看似确定的问题有了新的解释。
“根据目前的研究来看，房玄龄的籍贯应为济南，这一点无论中国通史还是地方史，都未曾提及。”房道国表示，在接触考古之初，自己同样认为房玄龄的籍贯为临淄，但随着长期参与济南市本地考古研究工作，并历经多次文物普查与发掘，反而从济南发现了关于房玄龄本人更多的线索，“无论是谁，当他真正亲眼见到济南的房彦谦墓，和距房彦谦墓不足5里的清河太夫人墓时，都会自然而然对房玄龄的籍贯产生疑问。”
根据记载，房彦谦为房玄龄之父，“清河太夫人”则为大唐左骁卫大将军兵部尚书房仁裕的生母，而房仁裕又为房玄龄之族叔。无独有偶，在济南历城区的牛王庄，也曾出土房彦谦二兄房彦诩的墓志。多个房氏族人的墓穴距离如此之近，且均为房玄龄关系甚密的亲族，似乎暗示着济南同房玄龄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此，房道国表示，“依据古时风俗习惯，故去之人一般会选择迁葬故里，由此可以推断，房氏家族至少在隋开皇十年已定居济南了。”而同样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记载，房彦谦之墓穴为房玄龄亲自由泾阳县归葬于历城区，故而房玄龄同济南的关系似乎不言自明。
对地名文献的进一步研究也为《唐书》中所载“临淄”的描述提供了一种解释。“唐代有州郡互称的惯例”，房道国表示，齐州曾于唐代一度被称为临淄郡，从地名文化角度讲，在唐初一段时期，齐州与临淄均指代同一地域，“齐州临淄”，同样可以表述为“齐州济南郡”。“而如今的临淄县，自唐代起便归属青州，未曾属于齐州，所以‘齐州临淄’的表述，很大可能仍然指代济南地区。”
至此，将房玄龄认定为济南人的这一推测，或许已站得住脚。但同时，房道国还表示，“房氏作为当时影响力较大的家族，其活动地或许并不局限在济南附近。”例如，根据史料记载，房玄龄祖父房翼曾任青州太傅开府从事中郎。故而，对整个房氏家族来说，两种说法目前仍然各自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可以确定的是，济南为房玄龄出生地的可能性极大。
深受齐鲁文化影响
作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左膀右臂，房玄龄终其一生都追随其左右，文献中少有记载其与济南故地的关联。甚至在其死后也并未魂归故里，而是受当时“功臣陪葬制”的影响，同诸多功臣一起陪葬唐太宗于陕西省礼泉县。但研究显示，在18岁考中进士之前，房玄龄一直于济南及周边地区生活，并未实际脱离齐鲁文化圈的影响，且房氏家族与济南本地的联系，在房玄龄前后百年间都十分密切。
据了解，房玄龄出生于579年，不久后隋朝建立。“房玄龄从小受隋朝时局、齐鲁儒家文化与房氏家风三方面的影响，最终养成了胸怀远大、多谋善断、文武兼修的品质。”房道国介绍，在济南的生活经历使房玄龄获得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远超常人的眼界能力，及至贞观年间，房玄龄的诸多施政决策都显露出浓厚的的儒家思想，这不能不说是年少时深受济南地区齐鲁文化熏陶的结果。
提到房玄龄，不得不提的便是其父房彦谦。房玄龄年少时，房彦谦为隋朝官吏，为官勤勉廉正，历任北齐齐州主簿、都州司马、泾阳令等职，隋文帝时考察地方官吏，推其为“天下第一能吏”。在治家方面，房彦谦不仅不厌其烦地勉励、教导子侄后辈，还时常用自身的俸禄救济亲友，曾多次对房玄龄诫勉道：“人皆因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耳。”这种重视家教、博览群书，而且深达政务、胸怀天下的形象，实则传承自房氏长久以来“文武兼修”的优良家风，而房玄龄自然同样深受父亲影响，以至于年纪稍长便已具有极深邃的洞察力与独到的见解。
房彦谦墓保护标志
房玄龄少年时期的不凡集中体现在其对隋朝时局的看法中。据传，隋文帝杨坚母亲为济南人，为了纪念母亲，杨坚在齐州地区大兴佛事，在千佛山造像，重修神通寺。当时山东水旱频繁，民生凋敝，百姓生活困苦，几经折腾后更加苦不堪言，这些都被房玄龄看在眼里。加之十六七岁时，房玄龄曾跟随父亲到过隋朝国都，亲眼目睹了一片安居乐业背后百姓生活的困苦与君臣之间的猜忌。以至于其早早便做出了“隋朝不久便会动乱丧亡”的判断，此时房玄龄尚且未满18岁。
此后，房玄龄常年陪伴唐太宗左右，在终结乱世、开创盛世的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当世难出其右的一代名臣。
“根据目前研究，未发现有房玄龄18岁后回乡的明确记载。唯一可以明确的归乡时间是在30多年以后，房玄龄得唐太宗恩准迁葬父亲归乡时。”房道国表示，当时已官至尚书左仆射的房玄龄“荣归故里”，实在算得上一件震动周边的大事。为使安葬过程显得隆重，太宗皇帝甚至特派使者以“少牢”之礼祭奠，各地同族姻亲，官吏名士纷纷闻讯前来，最终参加安葬仪式的竟达2000余人。“这一方面体现出唐太宗对房玄龄的器重，同时也是房氏家族同济南本地始终保持紧密联系的明证。”房道国表示。
个性鲜明的“治世能臣”
正如对房玄龄少年时期的考察离不开其父房彦谦一样，房玄龄建功立业的一生同样也离不开唐太宗李世民。为父尽孝，为君尽忠，两大主题贯穿了房玄龄的一生。
“房玄龄真正得到赏识是自投奔李世民开始的。”房道国表示，隋朝时期，房玄龄一直作为基层官吏，未得重用。在李世民占领渭北后，房玄龄经过深思熟虑，意识到跟随李世民是自己的最佳机会，于是便“杖策拜谒于军门”，与李世民一拍即合，从此获得了施展抱负的平台。此后，在房玄龄的谋划下，李世民先后赢得了数次对唐王朝命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战役，及至举世闻名的“玄武门之变”，房玄龄也作为主要策划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唐高祖李渊曾如此评价房玄龄：“这个人头脑清楚，对时事了解透彻，足能委以重任。每当他替（李）世民陈说事物，一定是言简意赅并打动人心的，即使是千里之外，也好像是面对面说话一样。”
提到“房谋”，同样不能不提的还有“杜断”。房玄龄与杜如晦并称“初唐名相”。二人不仅私交甚密，在决策时也是一对“最佳拍档”。据《旧唐书·房玄龄杜如晦传》记载，在唐太宗同房玄龄研究国事时，房玄龄总是能够提出精辟的意见和具体的办法，但往往不能做决定，这时候唐太宗就把杜如晦请来，将问题略加分析，就立刻肯定了房玄龄的意见办法。一个善于谋划，一个善于决断，无论是征伐四方还是主持朝政，二人均居功至伟。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太子李建成同样对二人非常忌惮，多次提及“亲王府中所可惮者，唯杜如晦和房玄龄耳。”
